被告人江某某于2015年2月16日乘坐T370次列车从广州前往绥中，次日列车经过天津站后，乘警在巡视车厢时，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童鞋内发现两袋晶体。经讯问，被告人江某某对明知所携带物品为甲基苯丙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上述毒品被公安机关全部扣押。经检测并鉴定，两袋晶体共重4.37克，成分均为甲基苯丙胺。被告人江某某经锦州铁路公安处锦州车站公安派出所现场尿液检测，结果为阴性。
本案争议焦点是：运输毒品案件是否适用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案件同一处刑标准。
本文认为，应当将运输毒品罪的处刑标准与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罪区别开来。
（一）单纯的运输毒品的行为与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的行为相比较确有其特殊性。按照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配置法定刑，是制定刑法的基本要求之一。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的行为，或者是毒品犯罪的源头，或者直接导致毒品向社会扩散，而单纯的运输毒品的行为，只是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，只是改变了毒品的空间位置，且由于毒品往往在流通环节就被截获，未流入社会，因此，类似情形下，二者对社会危害的程度存在一定差异，如果配置以相同的法定刑，有为罪行相一致的原则。
（二）从刑法理论分析，运输毒品原本是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的帮助行为。由于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行为一般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，而运输毒品的行为只是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，犯罪分子在毒品共同犯罪中只起到次要的或者辅助的作用，按照刑法规定，理应从轻、减轻处罚。
（三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对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予以区别对待。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为赚取一定运费而受雇从事运输毒品活动的被告人，多为贫困边民、在劳务市场急于寻找工作的农民工、下岗工人、无业人员等。这些人与躲在其背后操控的毒枭相比，他们在整个毒品犯罪锁链中所起作用、所处地位相对轻微，主观恶性明显较小，其所获得的利益根本不能与毒枭相比，但风险相对却要大得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不仅是犯罪者，也是贫穷、无知、愚昧的受害者。如果对他们适用走私、贩卖、制造毒品犯罪分子同样的处刑标准，则势必有悖于我们重点打击毒枭的宗旨，也难以体现刑罚的公正。
（四）运输毒品犯罪案件在整个毒品犯罪案件中占很大比例，如云南占80%。如果对运输毒品犯罪分子适用与走私、贩卖、运输、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相同的处刑标准，将不利于死刑的控制。